近代以来，中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低迷状态。民国时期，余云岫提出的《废止旧医案》险些被通过并施行，本世纪初，张功耀等人更是多次发表相关观点，主张“废医验药”、“彻底告别不科学的中医中药”(1)张功耀：《告别中医中药》，《医学与哲学》 2006年第4期。。然而，近十余年，尤其是近几年来，中医似乎呈现出复兴态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发展中医药作出重要批示, 2016年《中医药法》颁布，2019年六所中医药大学入选双一流大学建设名单，而在此之前，985、211大学中几乎看不到中医药院校的身影。此外，中医医院的从业人员数、收入逐年攀升，有数据显示，2011至2018仅仅七年时间，综合医院(主要是西医)与中医医院(包括中西医结合医院)的从业人员数量比从5.19降到4.58，医疗收入比从6.22降至5.42(2)《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12年、2019年版。。2020年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肆虐，国家高度重视中医药在抗疫中发挥的作用，中医药再次成为关注焦点，在全社会受到热议和推崇。为什么长期低迷发展的中医在近年来呈现出复兴态势？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一、一个讨论中医发展的新框架

关于中医新近的复兴态势，学界的分析暂付阙如，现有的研究集中主要关注中医被规训的历史阶段，即中医的地位为何在近代骤然呈断崖式下跌趋势，以及为何后来虽在一定时期内得到重视发展，但始终无法摆脱被西医化的倾向。

众多研究中有一种角度是关注中医受到的科学话语的质疑与钳制。例如，赖立里深入分析了“科学”概念进入到汉语话语后发生的本地化，指出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涵，这导致中医在不同时期的境况有所不同：民国时期，中医被“科学化”规训。新中国成立后，对实践的强调以及“为人民服务”成为科学的显著特征，这种在当时意识形态斗争下具有鲜明反西方特征的科学观为中医的发展提供了依据。然而，由于无法从根本上脱离西方的科学定义，当时的国家政府在认可中医本质上的科学性、大力发展中医的基础上，强调以西医研究中医、充分发掘中医的科学性。 如今，全球受经济发展的主导目标驱动，科学与技术“第一生产力”的地位使“科学”回归至全球普世的定义，中医与科学也再次被置于自我-他者的分离架构之上。(3)赖立里：《当代中医的历史生成与科学化焦虑》，《文化纵横》 2017年第1期。

另一种研究视角则指出，中医的波折发展始终与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紧密相关。例如，杨念群指出，中医在民国时期被排斥在卫生行政体系之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很多人认为，唯有以改造群体体魄为基本职能的“社会医学”才能实现保国、保种以及民族国家建设的终极目标，而中医是个体化诊疗的“个体医学”。(4)杨念群：《再造“病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张爱华、岳少华认为，民国时期否定中医、推崇西医的出发点是希望通过现代化的途径挽救民族危亡、重新建立民族身份；新中国成立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则转换成了另一种方式——利用传统凸显民族性，并将传统与现代对接，中医力量因此在“在地化训练”、“科学化”的同时得到了充分重视；此外，充分整合民间传统医疗资源的赤脚医生是贫下中农利益的代表，能够作为典型，将政治意识形态渗透到基层社会，提高国家对社会的动员和整合能力。(5)张爱华、岳少华：《中医兴衰与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从“废止中医”案到赤脚医生制度》，《安徽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胡宜则认为，民国时期，西医的群体预防便于国家力量通过公医制度渗透到民众生活，西医也能规训守纪律的病人，因此在塑造“国民”的目标下，西医得到了推崇，中医则受到排斥；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希望将“国民”再造为“人民”，通过敌我划分将人民的力量聚集起来建设新民族国家，因此必然充分利用传统中医的力量，解决农村居民的医疗需求。(6)胡宜：《疾病、政治与国家建设》，华中师范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

毋庸置疑，这些研究是具有启发性的。但是，一方面，它们没有涉及到新近的中医复兴态势；另一方面，细究起来，它们也存在一定的解释局限性。科学观的变化使中医在不同时期境遇不同，但为何在全球受经济发展目标驱使的时代，新中国成立之后那种既强调实践、“为人民服务”又能兼容西方色彩的“中间道路”的科学观的传统没有延续下来？在注重经济实效的时代难道不更应该充分利用乡村传统医疗资源实现最有效率的医疗？从建设现代民族国家角度出发对中医发展的讨论则没有回答，为何“民族性”在不同时期的实现途径是不同的，分别指向现代化与重视传统文化？为何新中国成立后重视解决广大乡村居民的医疗需求、保障人民主体地位，采取了充分利用乡村传统医疗资源的方式，而不是像民国时期陈志潜在定县、燕京大学在清河镇那样试图在农村建设以西医为内容的医疗体系？现有研究留下的这些困惑促使我们对中医近代以来的发展历程进行再回顾、再探索，以期揭示出其中的本质逻辑，并理解如今中医的复兴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