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于都」志与史的区别

方志和历史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现在还有许多人认为方志是历史的一个重要分支，因为方志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历史书的巨大影响，章学诚说“志乃史体”，方志是历史的一个重要分支，所以，这两者确实有不少相同之外。两者都要记载历史事实，都要服务当代；两者写法，也有某些很近似、很接近的地方。但是，两者又确实有很多的不同。“史遍天下之大，志则录一邑之小”。史和志有如下的特点和区别：

（1）性质功能不同

史书是学术性著述，注重“述史”，一般以时间、事件、人物等线索，倾向于纵向的发展，通过对历史现象的分析、研究，探索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故论述是史书的主体。志书是资料性著述，就是把事物横向分门别类地记载，只有记载而不论述。功能在“存史”，并以所存之史去实现“资治”、“教化”的目的。二者的要求不一样。

在中国最早的史书之一司马迁的《史记》里，就有许多论述的事例，如在《廉颇 蔺相如列传》里，开头第一句便说：“廉颇者，赵之良将也。”在这个句子里便用了一个良，这便把廉颇这个人物先作了肯定的评论，这是为下文论述廉颇与蔺相如两人之间的矛盾斗争，埋下了伏笔，以便于故事情节的展开，这就是史体。而志体在写人物志时，可不要先把人物写上“伟大”、“优秀”等按语，而只是把人物的具体事迹写出来，为社会为人民做了哪些贡献，或者做了哪些不利于社会和人民的事情，这就叫寓褒贬于叙事之中。这就叫志体。志体，有时也追溯过去，它主要的是记载现状，就是把事物横向分门别类地记载，只有记载而不论述。

（2）内容有些不同

史书主要考察事物的历史发展过程，以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为中心轴线，记事集中，论述深入、系统，虽也有许多门类，却围绕着一个核心内容组织材料，证明自己的观点和主线。其内容有政权的更替、社会的变迁、事物的兴衰、战争的胜负等等。志书主要考察事物的系统状况，围绕事物的基本面貌和各个横断面的历史、状态、结构、表征、内容等等，都在记述范围之内，平列叙事，并无明显的特定轴心。

一般说，史的范围较专、较约，志的范围则较广、较博。就以“大事记”而论，史和志都是“要事不漏”和“新事不丢”，但史则常因论述之需要或与该史有关，影响大且久者而记，而志则按志的范围影响大且久者，或为其本专业的要事，不记则缺，记则有补者而记。凡事物第一次出现，对国计民生有影响者，史可不需记而志则必记。

（3）写法不同

历史书要求史论结合，夹叙夹议，甚至可以以很大的篇幅来论证一个问题。地方志总的一个原则是记而不论，讲得通俗一点就是记述，而不是论述，它要寓观点于记述之中。

（4）材料来源不完全相同

史书的写作主要依据文献和考古发现，详古略今，论点集中，具有论述的特点。志书既利用文献，也注重调查采访，注意收集口碑资料，详今略古，分门别类，各成体系。因此，史可由一个或数人写成，如司马迁的《史志》，班固的《汉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及近代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都是一人或数人写成的。而志则须各行各业，兴师动众，有组织有领导，有经济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学者和专业工作者共同来完成。

还有，志是当代人写的，史是后代人写的，譬如《元史》是明朝宋濂等人写的。《明史》是清朝康熙年间张廷玉、王鸿绪、张玉书等人写的。在清朝乾隆年间所编的《二十四史》，上起黄帝，下至《明史》，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史书。但就没有当朝的清史。《清史稿》是民国三年至十六年时由赵尔巽主编的。民国史呢，也不是国民党统治大陆的时候写的，而是我们近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写的，主要的原因是史是有评论的。在封建统治时期，史官是不敢对当朝的统治者发表评论的，文字狱的惨祸是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最惨痛的遭遇，轻则杀身，重则诛族。而志则是当代人写的，只记述不评论，便可无此诫忌。当然，我们现在的修志工作，是光荣而伟大的事业，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建设，必须对党、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