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日报记者 陈瑜

“中国（穷得）三个人穿一条裤子，二十年也搞不出原子弹；中国种的是‘蘑菇云'，收获的是‘鹅卵石'。”但就在苏联毁约停援5年后，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大漠深处爆炸。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获知这一结果，或许会为当初的断言懊恼不已。

“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场遗址。视觉中国供图

两年零八个月后，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

没有任何资料，没有其他国家的帮助，对西方国家来说，中国以惊人的速度，研制出包括原子弹在内的“两弹一星”，是一个科学奇迹，更是一个不解之谜。

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曾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两弹一星”是几代人为之献身的伟大事业，它给我们留下了永恒的精神财富，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面对严峻形势，中国人要造出核盾牌

原子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出现的新式武器。由于它威力巨大，一经使用就震撼了世界。20世纪50年代，美国发动侵朝战争，扬言要用原子弹封杀中国，并在日本部署核武器。

“你们要保卫世界和平，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自己拥有原子弹。” 面对核垄断、核讹诈、核威胁，1951年，远在法国的核科学家“小居里先生”请他的中国学生杨承宗回国后给毛泽东主席捎句口信。

面临严峻的国际形势，我国领导人也意识到，必须拥有核武器，制造自己的核盾牌。

1955年1月15日，这是我国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天。这天，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这是中央专门讨论创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一次历史性重要会议。

这个没有文字记录，也没有拍摄照片的绝密会议，可资佐证的是周恩来总理写给毛泽东主席的一份报告，以及后来会议亲历者的回忆。

会上，领导人听取了关于我国核科学研究人员、设备和铀矿、地质情况以及所需条件的汇报。最后，毛泽东主席说，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

一个创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就这样定了下来。

当时，抗美援朝战争刚刚结束，大规模经济建设刚刚开始，我国经济力量还十分薄弱，科学技术和工业基础还十分落后，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以最大的魄力，毅然做出了创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历史证明，这个决策极其英明。

1961年夏天，中央实行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这种情况下，原子弹是继续“上马”还是“下马”，有了争论。

对此，聂荣臻元帅说：“我们现在需要科学技术，就像1927年需要一支人民军队一样，‘两弹'不应下马，应该攻关。”

有了坚强的领导，梦想起航。

一穷二白下，数十万人合奏“交响乐”

“两弹一星”，这曲改变新中国命运的交响乐，是数十万人用生命合奏出来的。

被国家选择，也被历史选择，很多人的人生轨道因此被改变。

杜祥琬小时候的梦想是研究天文学，结果一辈子投身核物理。

1960年6月，后被授予“两弹一星”元勋称号的陈能宽突然接到通知：他要调入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在他并不熟悉的爆轰物理领域，近乎白手起家，参加我国核武器研究。从此，他隐姓埋名长达1/4个世纪。

1961年1月，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把后来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于敏叫到办公室，非常严肃、秘密地告诉他，希望他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这次谈话，改变了于敏的人生道路。一个月以后，35岁的于敏被正式任命为“轻核理论组”的副组长。

在一次次从零开始的艰难抉择面前，人称“奇女子”的王承书用三个“我愿意”肩负起了国家的重托——研制原子弹的核心燃料高浓铀，用一台已经锈迹斑斑的手摇计算机，计算出海量的数据。

“两弹一星”背后，更多的是数以万计的无名英雄。

中国制造原子弹的第一块铀矿石来自广西。为了这块将要开启中国核工业发展道路的石头，十几名地质队员付出了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