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疫情出现近两年之后，抗新冠病毒的口服药物开始进入收获期。11月4日，美国药企默克宣布其小分子药物Molnupiravir获得英国药监局批准上市，成为全球第一款获批用于治疗成人轻度至中度新冠感染的口服药物。仅一天之后，美国辉瑞制药披露其研发的新冠口服药Paxlovid临床试验结果，在出现症状早期服用，该药可降低新冠患者89%的住院或者死亡风险，消息一出，市场上新冠疫苗、中和抗体、检测相关板块的股票应声下跌。（中国新闻周刊11月8日）

在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背景下，任何一种新药的研发都会使人们寄予热切的希望，因为在人们的思维定式中，针对性的新药就是解决根本问题的至高大法，尤其是新药的出现，它会使人们的希望一步一步变为现实。在某种意义上讲，新药的出现不仅仅是一种治疗病症的药物，其实，它也是针对人们心理上的一针强心剂。

因此，每一种新药物出现的同时都会给人们的心理带来极强的依靠感和支撑感。在这种全球同共心理之下，全世界的人们都在盼望着有更多更好的新药研发出来，尤其是对于那些不发达的国家，它们本身研发的力量很有限，很难完成长周期大投入的新药研发。因而可想见，新药物的研发出现成果，大概率上是发生在欧美发达国家。

但对于欧美发达国家来说，有了新药就能马上结束这场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吗？答案是否定的，不能。因为欧美这些国家，在新药这件事上不可能共享于全球，就像它们研发出的疫苗那样，不可能分配给那些不发达的国家，就算是在欧美内部也不能实现同步同享，也在分三六九等，而在此情况下，那些不发达国家就很难得到新药，全球疫情就很难得到有力防控。

另外，欧美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并不重视疫情，虽然也都采取了各种措施，但根本不谈不上到位。就拿戴口罩这件事来说，到现在了还都没有一致的认识，因为是否戴口罩还在政治化地分成好几派，打口水仗，甚至在大选的时候政客们还在打不戴口罩这张牌，这使得最基本的防控都很难落实，戴口罩这件事，成了拉选票的一部分内容。

而在这种情况下，新药的出现只会更加淡化欧美国家的防控意识，在绝对程度上会完全寄希望于新药的出现，它们可能会固执地认为，新药是解决疫情的终极因素，只要有了新药，所有的本来就不怎么严格的防控措施就可以完全放弃了，只要吃上了药就可以药到病除，不再需要其他方面的辅助。而这可能就是新药将带给欧美国家最大的“副作用”了。

而要遏制疫情就需要科学的作为，尤其是这次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并不存在那种想象中的特效药。因为再好的药也需要科学的防控和流调的配合，使之形成一个防与治的整体的严密体系，否则疫情不可能轻易就结束。但欧美国家并不把流调等科学防控当成事。客观地说，欧美国家的卫生事业体系最完备，疫苗也都接种了，但在这次疫情中却表现得最糟糕，这使得欧美国家在疫苗接种之后依然成为了重灾区。

这些卫生事业体系最完备、社会医疗资源最丰厚、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反而成为了疫情的重灾区，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其实，任何流行病的防控都不仅仅是单纯地治疗一种病症，而是一种科学的理性的介入。本质上说，是一种国家制度中对民生领域的高度重视在起恒定的作用，国家如有这种制度优势，防控疫情也就有了把手，那就是始终将民生的根本需要放在首位，并当成方向标，这自然而然地就会走上科学防控的客观现实道路。

而中国就是这样，从社会卫生体系上说并不比欧美完备，社会医疗资源上也不比欧美丰厚，但在疫情防控和治疗上却全球做得最出色。而从这些对比角度来看，新药的出现当然是个全球利好之事，但并不能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新药上，因为新冠疫情并不是普通的病，而是一种快速传染的病，而新药的作用只在个体，但整体上还需要完备的防控体系，科学防控。

全球正在加紧研发抗疫新药，并且已经出现了很大的成果，这当然是人们乐意看到的事。但必须要明白的是，面对新冠疫情并不能完全依靠药物，而在使用新药的同时还要靠防控新理念的形成，那就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中，发达国家要尊重全球每一个国家的人民，当然包括那些不发达国家的人民，要尊重科学防控体系，每个国家也都要建立切实的科学防体系，并重视和尊重这个体系，尤其是发达国家，这是最根本最终极的“新药”和“特效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