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我跟随“藏北高原无人区科考团”几次在藏北无人区采访。

西藏自治区北部，藏语称为“羌塘”，意为“北方空地”。以国家行为进入藏北高原科学考察，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对该地区所进行的探索与测绘。

从20世纪60年代起，解放军高原测绘队用20余年时间，完成了藏北高原测绘任务，填补了中国大地最后一片测图空白。

1973年，中科院青藏科考队成立。三年后，科考队藏北无人区分队在羌塘完成了首次国家队科考。此次科考成员32人，第一次以汽车为交通工具。整个科考行程3000公里，为期4个月。这是我国科学家对青藏高原进行的首次大规模科学考察。考察项目涉及地质、地球物理、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及地貌、动植物等五十多个学科，填补了青藏高原一些地区和学科的研究空白。

这是藏北高原无人区科考团人员，在完成2001年科考任务返回拉萨后合影留念（唐召明提供，2001年摄）

2017年，我国科学家对青藏高原又一次进行大规模的科学考察。这也是我国时隔40年后对青藏高原进行的第二次大规模综合性科学考察。这次对青藏高原进行的全方位考察，对生态与环境变化情况的全面了解，为西藏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翔实的科学依据。

这是科考人员在海拔4800米的申扎县科考时所发现的山柳灌木丛（唐召明 2001年摄）

当然，在此期间，地域性、专业性的科考也从未中断。其中，从1998年至2002年，经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藏北高原无人区科学考察团，就组织内地和西藏本地的科考人员进行了4次较大规模的科学考察，并在野生动物保护、探险旅游、地质矿产资源开发、人文考古、冰川考察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为西藏的生态保护和发展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我有幸参与其中。

2001年7月30日，《中国青年报》刊发了一篇读者来信：“我们还要踏访多少‘无人区’？”因一些无人区存在着发现后被破坏的情况，作者提出了自己的忧虑，特别提出对藏北无人区的科考活动，引发人们对该地区未来命运的担忧。此后，这一类质疑一直存在。

作为经历科考的当事人，我当时就这样担心，与该文作者及环保人士进行过商榷。直到今天，我仍然保持当时的观点。要想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了解自然环境的真实情况，十分需要严谨的科学考察。

这是藏北高原无人区科考人员在考察溶洞岩画（唐召明2001年摄）

这是唐召明在随藏北高原无人区科考团出征时，展队旗拍照留念（唐召明提供，2001年摄）

我参与了读者所提到的2001年6至7月间的科考活动。那次科学考察队的十几位成员多为环保、地矿、动植物、考古、岩画、藏医药等诸多领域的专家。

事实上，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来自英、俄、法、德、美、瑞典和印度等国的科学家、探险家及旅行家，抱着各自不同的目的来到包括藏北在内的青藏高原地区，进行了内容十分广泛的调查和观察，包括地形测量、采集动植物及岩石标本等。考察内容涉及地质、地理、生物及其它相关分支学科等。其中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曾于1899年至1908年三次率队分别从藏北的西、南及东缘穿过，对沿途所见做过较多有价值的记载。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一批批科学家多次对这里进行了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不同规模的考察，对藏北无人区有了初步认识。

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1991年初，原国家林业部决定，将20多万平方公里的藏北无人区建为野生动物保护区，并颁布了自然保护区的种种规定。还向群众散发了藏文的保护野生动物小册子。1993年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在西藏境内建立了羌塘自然保护区，并于2000年升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达29.8万平方公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陆地荒漠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得到了更为严格的保护。

我作为藏北高原无人区科学考察团组委会成员之一，直接参与策划并报道了这几次科考活动，是“踏访”无人区的具体实践者。我认为，对生态环境的损害，并不是科学考察惹的祸，而是旧的生活习惯和巨额利润的引诱使然。

如果说藏北无人区人迹罕至，那么去过珠穆朗玛峰的人可是不少。每年光登山者就有数百人之多，而每天赶到大本营一睹珠穆朗玛峰真容的旅游者更是络绎不绝。但是，珠穆朗玛峰地区的环境和生态并未因此而遭到破坏，关键就在于严格的环保要求。在珠峰，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对垃圾的处理。大本营专门建了混凝土结构的垃圾池，并设置了大量的密封垃圾筒。所有到达营地的人员被告知的第一件事就是严禁乱扔垃圾。垃圾筒一满，立即密封，整齐地堆放在垃圾池中。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专车把这些垃圾运送到很远的定日县城。